前言

    ‘日月如梭，光阴似箭’，一刹那间，我已七十五岁了。回顾六十多年来的出家生活，遵照先师圆瑛大师的教导，对自己要求：严净毗尼，如法修行，研习经论，弘法利生，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，求福求慧，求生净土，无有疲倦。期以报答四恩于万一。我一生难忘的事，乃是母亲同意我出家时，给先师的信中说：‘旸儿蒙师慈度，听其出家，甚善。但受戒后，果能持戒修学，精研教典，他日成就法器，自利利他。则陈氏无子而有子矣。’虽短短数言，流露了师恩母恩浩荡。如不精进修学，是难以报答。我这六十多年来，大致可分为两个时期。第一个时期从1926年（十岁时）在福州白塔寺听先师讲经始，到1953年先师圆寂止。这个时期是依止先师。在他培育抚养下，成为一名比丘。早夕跟随师侧，执侍巾瓶。除襄助管理上海圆明讲堂事务外，辗转各地，弘宗演教，弘法利生。在此时期，我主要襄助先师做了以下的工作：

    一、先师曾七任中国佛教会会长，我襄助先师处理日常会务工作，如抄写和保管文件，代复来往信件；团结国内外佛教徒为佛教事业及社会慈善、抗日救国事业工作等等。

    二、随先师到全国各地讲经弘法。每次讲经，我都担任辅讲，并将讲经的内容，详作记录，整理成为讲义。《圆瑛法汇》这部丛书，基本上都是我和法兄弟们的记录，后经先师修改，定稿成书的。

    三、鉴于佛教人才缺少，抗日胜利前后，协助先师创办圆明楞严专宗学院，上海圆明佛学院，并主持教务等工作。为佛教造就一批优秀人才，遍布于国内外。

    四、先师热心社会福利事业，在宁波、泉州、福州、古田、上海等地办孤儿院、慈儿院、圆瑛小学、佛教医院、难民收容所、圆明大悲会、佛教公墓等慈善事业。在一些具体事务上我都参加襄助工作。

    第二个时期，从1953年先师圆寂到现在。在我痛失导师的情况下，更加兢兢业业，勤奋工作，继承和发扬师业，不负先师培育之恩。这时期我主要作了以下几件事：

    一、1962年5月，当圆明讲堂恢复时，就恢复了圆瑛法师纪念堂，1983年5月圆明讲堂和纪念堂又进一步予以修整。将先师在各个时期弘法利生的情况，通过图片、报纸、实物、手稿、墨迹等再现于世，供瞻仰怀念，使今之佛子能从中汲取智慧和力量。每逢先师诞辰、忌辰，举行佛七法会进行追思缅怀。

    二、出版《圆瑛法汇》。在各方面的支持下，先师的著作，曾经多次印行流通，达数十万册。文革后又复重印十九种共二十余万册，满足国内外读者的要求，使四众弟子均沾利乐，法喜充满。

    三、为了发扬先师大乘佛教入世精神，从1979年以来，我多次往香港，六次赴美国，六次到日本，以及新加坡、加拿大、墨西哥等地参加国际佛教活动，进行交流，增进友谊，对保卫世界和平作出努力。在国内兴办慈善事业方面，积极向有关单位捐款，修行布施波罗密。

    四、1983年初，被推举为龙华寺方丈后，为继承先师热心僧伽教育的精神，创办龙华寺僧伽培训班。选择先师著作，进行教学。造就一批爱国爱教，行解并重的僧才。使慧炬常明，佛日增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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