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十六章 曾国藩的人生哲学

了家祭和偶尔祭拜本土的神明之外，曾国藩对其余的宗教仪式都没有多少热情。关于基督教，他曾接触过太平天国那些不怎么靠谱的经文，后来又奉朝廷命令去处理地方教案，仅此而已。他曾将自己对宗教的看法以及对佛教和基督教的态度诉诸笔端：

    天主教始立，盖筹善款以资黎民也。今外国教士多贫寒之辈，常称教会虽富而吝施舍，其言不可尽信。

    自秦汉以后，周孔之道稍晦暗而佛教渐行。然佛教兴于印度，今印度则多从回教。天主教兴于泰西，今泰西另立耶稣教，而力攻天主教。可见异端之教时废时兴，惟周孔之道万古不磨。但使中国修政齐俗，礼教昌明，虽百计开拓，亦终鲜尊信之者。

    曾国藩的信仰十分明了，他是站在孔子和孔子所推崇的先贤一边的。这也说明，除笃信应该敬畏先祖外，他对普通人所相信的鬼神都抱着一种不置可否的态度。对于上天和上天的旨意他倒并不怀疑，而且普罗大众都敬奉的一些对象他也是接受的，比如他曾许过观音戏。他知道世上有许多异象以他自己那一套道理是无法解释的，只能相信是上天主宰。所以，在悼念一个本该福寿安享却英年早逝的熟人时，他的结论是生死难料，而善恶未必有报。曾国荃指挥安庆和江宁的围攻时，曾国藩提醒他不能操之过急，尽人事听天命便好。他在信中写道：

    以余阅历多年，见事之成功与否，人之得名与否，盖有命焉，不尽关人事也。

    另一封信中，他更详细地解释了自己的观点：

    凡办大事，以识为主，以才为辅；凡成大事，人谋居半，天意居半。往年攻安庆时，余告弟不必代天作主张。墙壕之坚，军心之固，严断接济，痛剿援贼，此可以人谋主张者也。克城之迟速，杀贼之多寡，我军士卒之病否，良将之有无损折，或添他军来助围师，或减围师分援他处，或功隳于垂成，或无心而奏捷，此皆由天意主张者也。

    譬之场屋考试，文有理法才气，诗不错平仄抬头，此人谋主张者也。主司之取舍，科名之迟早，此天意主张者也。若恐天意难凭，而必广许神愿，行贿请枪；若恐人谋未臧，而更多方设法，或作板绫衣以抄夹带，或蒸高丽参以磨墨。合是皆无识者之所为。弟现急求克城，颇有代天主张之意。若令丁道在营铸炮，则尤近于无识矣。愿弟常存畏天之念，而慎静以缓图之，则善耳。

    虽然曾国藩不像普通百姓一样笃信鬼神，但作为朝廷命官，遇上灾年，祭祀活动他是一定要参加的。1867年5、6月间大旱，曾国藩几次去水神庙求雨，还在另一座庙里洒了圣水；第二天就下起了倾盆大雨，曾国藩给庙里捐了4000两银子以表感激。第二年4月，因为雨水过多，他又需要以同样的方式祈祷。我们无法确定，曾国藩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为了顺应民间风俗，但总的来说，他对种种民间信仰的质疑有时会动摇，甚至干脆遵从习俗，因为黎民百姓的信仰也未必就全然是错的。但是很显然，对于外国的宗教，他一向持反对态度。

    此外，曾国藩和他同时代的中国人都相信一种传统的命理之说，即“八字”说，认为一个人的生辰八字能左右这个人的命运。“八字”分别代表了一个人出生的年、月、日、时的干支，一个人的秉性取决于其八字所指的五行分配如何。民间谈婚论嫁时，一定要找一个精于此道的术士合婚，以卜新人八字是相合还是相冲。曾国藩通常对这类学说不以为意，但在1871年的一封家书中，谈及长子的一个儿子出生，他说：“纪泽生一子，小大平安，深以为慰。纪泽今年三十三岁，正在望子极其殷之际，如愿得之，满门欣喜。惟八字于五行缺水、缺火，不知易于养成否。”不想竟一语成谶，当年9月，这个孩子便夭折了。曾国藩在信中写道：“此儿初生时，余观八字于五行中缺水缺火，与甲一儿中缺水缺木者相同，即已虑其难以长成，不料其如是之速。纪泽夫妇年逾三十，难免忧伤。然此等全凭天事，非人力所能主持，只得安命静听。”

    在西方人印象中，清代官场腐败成风，官员间倾轧、包庇和为了升官行贿的现象比比皆是。但曾国藩却没有同流合污。全凭一己功勋升迁的官员本就不多，而曾国藩就是其中之一。他煞费苦心地告诫诸弟和其他家人，不要仗着与他的关系谋取私利；同时他也非常谨慎地避免仰息他人。他从不轻易接受恩惠，也不曲意逢迎达官显贵，甚至尽量避免去荫庇他人，也不鼓励别人受自己的恩惠。一旦对他人施恩，就如同引诱他人前来求助，倘若受恩升迁，便是欠下了人情，即便十倍报答也难以还清。

    对于借官谋财的普遍现象，曾国藩是坚决反对的。在1849年的家书中，他写道：“予自三十岁以来，即以做官发财为可耻，以宦囊积金遗子孙为可羞可恨，故私心立誓，总不靠做官发财以遗后人。”几年后他官居要职，而当时社会已默认官员贪腐，对他而言，敛财不过举手之劳，曾国潢便想问他借200两银子，他在信中拒绝了：“余往年在京，曾寄银回家，每年或百金或二百金不等。一以奉堂上之甘旨，一以济族戚之穷乏。自行军以来，仅甲寅冬寄百五十金。今年三月，澄弟在省城李家兑用二百金，此际实不能再寄。盖凡带勇之人，皆不免稍肥私囊。余不能禁人之不苟取，但求我身不苟取。以此风示僚属，即以此仰答圣主。”他对待这个问题的态度非常严肃，并将之作为其“八本”中的一条：“居官以不要钱为本。”这绝不是空谈。曾国藩洁身自好，清正廉洁是众所周知的，他也不容许家人去谋图小利。1863年，曾国藩次子从长沙前往父亲所在安庆衙门，他写信警告其子不要打统领旗号，不要劳烦沿途官员，以免他们耗时耗力来招待他。次子这次前来是因为私事，曾国藩不愿因此而欠下人情，也不容许别人利用他的官位去谋取私利。

    从他的家书以及与其他官员的往来信件中，我们能看出他的特立独行和坦诚还有另一种表现。中国人说话通常婉转，在这样的环境下，曾国藩的书信虽语气谨慎恭谦，但其言辞显得尤为直白坦率。他交给朝廷的奏疏在措辞上当然更加考究，但他从来不讲空话。在借用外国军队一事上，朝廷曾向他、李鸿章和左宗棠征求意见，他们三人的回复便形成了鲜明的对照。他的两位同僚在字里行间流露着两边都不想得罪的意思，但他本人则直陈利害了。对于许多官员谎报战况的做法，他非常鄙视，比如1854年王錱、左宗棠虚报大捷，曾国藩的态度就很能说明问题。

    至于品行，曾国藩认为当以四书五经为典。他要诸弟和子侄遵守孝悌仁义的美德，砥砺品性又应当追求勤、俭、刚（即坚定的意志）、明、忠、恕（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）、谦、浑八德。赴天津处理教案的前夕，他在遗嘱中关照儿子有4条原则必须遵循：

    慎独则心安。

    主敬则身强。

    求仁则人悦。

    习劳则神钦。

    曾国藩非常重视读书，也常常煞费苦心地劝诸弟像他一样勤于治学。即便是在战乱动荡之期，或是政务繁杂之时，他也很少有哪天不看书的，典籍、史书、诗文，总要择其一二研读；此外，散文也好，其他文论也罢，他总少不了提笔写点东西。他有写日记的习惯，可惜这些日记在九江城下遗失了不少，其中有几年的记录对于我们来说本是非常有价值的。他曾试图在自己的晚辈们心中激起同样的求学欲望，希望他们能把读书作为居家第一要务，还经常要他们作文章，为他们挑选适宜者为师，并时时勉励。若他们做得妥当，他会夸奖，如有不妥，他会出言责备，还会用其他人家的子孙作对比，说人家没那么多有利条件，却比他们勤勉，希望他们能因此感到羞愧。

    在1843年初的一封家书中，他提到了读书必须具备的三种素质：有志、有识、有恒。“有志则断不甘为下流；有识则知学问无尽，不敢以一得自足，如河伯之观海，如井蛙之窥天，皆无识者也；有恒则断无不成之事。此三者缺一不可。”

    至于曾国藩自己的治学经历，我们不难找到例子。1844年的最后4个月间，他读完了《王荆公文集》百卷，《归震川文集》40卷，《诗经》20卷，《后汉书》百卷，还作了批注。从军之后他诸务繁杂，像以前那样研读诗书是不可能了，但他还是给自己立了规矩，每天必须读书，为了迫使自己坚持下去，他还列出了具体的书目。在家书中，他曾以庖厨之道来比喻治学，炉火恒烧方可为膳，时燃时熄则不能成炊。另一封家书中，他还提到朱熹将治学比作炖肉：“先用猛火煮，再用慢火温。予生平工夫全未用猛火煮过，虽略有见识，乃是从悟境得来。偶用功，亦不过优游玩索已耳。如未沸之汤，遽用慢火温之，将愈煮愈不熟矣。”

    一个人真想读书，哪里都可以。问题不在地点，而在其内心，完全取决于此人是否真有治学的动力。曾国潢曾表示想去教书，教书多闲暇，也有治学动力，曾国藩去信说：“且苟能奋发自立，则家塾可读书，即旷野之地，热闹之场，亦可读书，负薪牧豕，皆可读书。苟不能发奋自立，则家塾不宜读书，即清净之乡，神仙之境，皆不能读书。何必择地？何必择时？但自问立志之真不真耳！”

    去世前不久，他还总结了4条法则以勉励子孙，希望曾家后辈皆能自立，学而不厌。“一曰看生书宜求速，不多读则太陋。一曰温旧书宜求熟，不背诵则易忘。一曰习字宜有恒，不善写则如身之无衣，山之无木。一曰作文宜苦思，不善作则如人之哑不能言，马之跛不能行。”

    曾国藩的身体一直不太好，他还对诸弟说，他们兄弟几个身体都不好，是因为遗传了母亲。也正因如此，曾国藩只得对自己的健康多加注意。住在京中时，他就从来没摆脱过各种病痛。1842年时他曾听人说，静养比汤药更有效。他也看过不少大夫，但最后干脆不看了，因为他没碰上过医术高明的，请这些人看病基本上是得不偿失。32岁的时候，他戒了烟，还建议诸弟到了差不多年龄的时候也别再抽烟了。不过他觉得适量饮酒是没什么坏处的。他十分赞同早起，不仅是为了处理公务，也是出于养生的考虑。

    曾国藩在他1866年7月16日的家书中曾详细说过自己的养生秘诀：

    余老境日逼，勉强支持一年半载，实不能久当大任矣。因思吾兄弟体气皆不甚健，后辈子侄，尤多虚弱，宜于平日讲求养生之法，不可于临时乱投药剂。

    养生之法，约有五事：一曰眠食有恒，二曰惩忿，三曰节欲，四曰每夜临睡洗脚，五曰每日两饭后，各行三千步。惩忿，即余篇中所谓养生以少恼怒为本也。眠食有恒及洗脚二事；星冈公行之四十年，余亦学行七年矣。饭后三千步，近日试行，自矢永不间断。

    他觉得阳光和新鲜空气非常重要，这个观念倒是颇为现代。“若湿气太重，人或受之则易伤脾。凡屋高而天井小者，风难入，日亦难入，必须设法祛散湿气，乃不生病。”

    在家书中指导儿子读书时，他同时又教了他们养生六事，以免健康状况不佳拖累学业：一曰饭后千步；一曰将睡洗脚；一曰胸无恼怒；一曰静坐有常；一曰习射有常时（射足以习威仪强筋骨）；一曰黎明吃白饭不沾点菜。

    去世前两年，他眼疾复发；处理天津教案时，他的一只眼睛已经失明了。此外他还常常犯头晕，去世前几天还发作过一次，非常严重，当时他正在乘轿去拜访朋友的途中，却突然晕倒了。正因为自己身体不好，所以他才留着仅有的一点精力，迫切地督促自己的后辈学习养生之道，强身健体。

    太平天国运动中，人们对杀戮都显得有些麻木，这让我们觉得他们的思维观念也许还停留在中世纪。现代战地救护始于克里米亚战争和美国内战，那时的救护工作中，人道主义精神已经有所体现，但在太平天国运动中，朝廷和叛军都没有什么慈悲之心。斩杀太平军俘虏的时候，曾国藩就没有丝毫犹豫。1861年，他的两个弟弟给他写信，说剿杀人数太多，于心不安；他回信说，反贼杀得越多越好，只有这样才可根除流毒。天父天兄之教，天燕天豫之官，都应该诛灭。“虽使周孔生今，断无不力谋诛灭之理；既谋诛灭，断无以多杀为悔之理。”湘军攻占安庆时，诛杀了两万太平军；三河口一战，又有两万太平军死在屠刀之下；攻入天京后，湘军关闭了城门，在街头巷尾追杀太平军，10万人遭屠戮；不久之后，鲍超又在抚州大开杀戒，4万人成刀下之鬼。所有的这些杀戮似乎都没能触动大众的神经。太平军八王降清，却在苏州被杀，戈登对此很是愤怒，还企图射杀李鸿章，但曾国藩却并不认为有何不妥，并置评道：“阅本日文件，见李少荃杀苏州降王八人一信稿、一片稿，殊为眼明手辣。”从曾国藩这些话的字里行间可以看出，他认同这些杀戮的行为，对俘虏的遭遇也漠不关心，但这并不是因为他生性冷酷。这场运动中的杀戮，似乎更接近西班牙的宗教法庭、法国的圣巴托罗缪之夜以及塞伦的猎巫行动；在清廷看来，太平军不是一般的叛军，他们不仅行谋逆之事，还要亵渎圣人经典，无视祖宗规矩，有悖人伦。清廷视其为毒瘤，故而要彻底铲除。

    在京中任职时，曾国藩与洋人并没有过接触，也不了解洋人，在他看来，如果能把他们赶出中国，才算对国家有利。1849年，在是否应该允许洋人进入广州城的问题上，曾国藩在家书中说：“英夷在广东，今年复请入城。徐总督办理有方，外夷折服，竟不入城。从此永无夷祸，圣心嘉悦之至。”成为湘军统领之后，他开始关心火炮，因为他发现战场上少不了这种武器；后来，他又意识到湘军的发展需要蒸汽轮船和汽艇，所以容闳提议在上海创办钢铁厂时他全力支持；起初他有点抵触来复枪，后来终于接受了；在他看来，外国军队只能用来部署防御；这些我们都已经了解。但他的思想也是慢慢转变的，到去世前，他已经能想到依照西方的模式重建中国，这一想法颇有胆识，称得上是国士之见。

    在邦交态度上，起初他对西方国家是怀有敌意的，但随着时间推移，他渐渐发现了洋人的毅力和优势，于是他对他们的印象也有所改观。1862年，在答复李鸿章的信时，他写道：“夷务本难措置，然根本不外孔子忠、信、笃、敬四字。笃者，厚也。敬者，慎也。信，只不说假话耳。然却极难，吾辈当从此一字下手。今日说定之话，明日勿因小利害而变。”不久以后，针对是否要用外国军队的问题，他在另一封书信中发表了同样的看法：

    与洋人交际，其要有四语：曰言忠信，曰行笃敬，曰会防不会剿，曰先疏后亲。忠者，无欺诈之心，信者，无欺诈之言，笃者质厚，敬者谦谨。此二语者，无论彼之或顺或遂，我当常常守此而勿失。

    关于“会防不会剿”，因为在别处提过，所以他在信中并没有多作解释，便直接开始细说“先疏后亲”：

    先疏后亲一语，则务求我之兵力足以自立，先独剿一二处，果其严肃奋勇，不为洋人所笑，然后与洋人相亲，尚不为晚。本次数语以行，目下虽若龂龂不合，久之必可相合相安。

    显然，曾国藩并没有把洋人当作劣等人对待。相反，在与他们打交道的过程中，他渐渐感觉到，洋人与中国人之间存在着差异，只有遵循儒道才能维护中国与西方国家之间的长远关系。他反对通过欺诈来谋求眼前的利益，因为这种策略目光短浅，最终下场只会是满盘皆输。

    打开国门接纳外国商人的做法，他是不同意的。在创办钢铁厂一事上，他很清楚外国的援助必不可少，但他不希望外国人在其中横插一手，抢走中国人的饭碗。商船队组建时，他要求让中国人先做些基础的事，等他们学会如何独立管理，便将商船队全部接管过来。国内已经流行开来的种种新鲜事物，他都不怎么感兴趣，宁愿按照老办法行事。关于对外贸易，他曾在文中表示，近数百年来，泰西诸国相争，无外盗取别国商贾之利以全母国。洋人来大清国建厂造局，实心存不轨，欲为害大清国子民。自与泰西各国交战以来，百姓民不聊生，如蹈水火。洋人已择三五口岸通商，商事日繁，然百姓困苦，无处申告，如陷倒悬。若食盐贸易对洋人开放，本国盐商生意定要受挫；若准许洋人建造仓房，本国库房店铺必遭排挤；若内河对蒸汽轮船开放，本国大小船家便没了生计；若让洋人开设电报、修造铁路，本国车马客栈也会被夺了营生。兴洋务，唯师其技而已，本国方得长久。

    从曾国藩的这番话中，我们不难推想，如果他看到清廷后来的步步妥协，看到大清国的资源落到了洋人手中，看到朝廷的收入都用来付了洋人的利息，他一定会尽一切力量去阻止。

    曾国藩文韬武略，功勋卓著，但从不改其文人之质，哲人之本。其书信行文走笔风骨独显，自成一派，足可为文章典则，译成其他文字便不及原作十之一二。此外，他还挑选了中国古代十八家诗人的诗作汇编成册。有人赞他文才学识为清朝之冠，只是这一盛誉并未得到一致认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