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八章 湘军出征

形势对湘军十分有利，但是军需供给问题变得尤为突出。10月21日，曾国藩上书朝廷，称各省给湘军提供的给养实在不到位。如果他奉命出任湖北的代理巡抚，这种状况或许能有些改观，因为这样一来他本人便掌握了湖北省的财政大权；但在其他省份，他还是要仰仗当地的官员，而且他也只能通过皇帝间接地接触到他们。眼见着行军路线越来越长，军队又急需供给，曾国藩十分担心这一沉重的负担会将湘军拖垮，让自己陷入困境。另外，他还担心供给不稳定会动摇军心，因为民众一旦疲惫不堪，心生不满，就很有可能去投奔太平军。于是曾国藩奏请朝廷出面，确保广东和四川的供给，以及江西的8万两军饷。

    这一事实很清晰地暴露了当时中国财政的疲软。当时的中国正处在一个本质上类似于西方中世纪的时期，现代社会的财政制度在那时还根本没有影踪。每次战争爆发，都必须尽可能找到承担其开支的方式。这场重大的运动已经拖垮了几个富饶省份的财政，它们已经连应该要上缴国库的赋税都拿不出来了。当时铸造的钱币质量也大不如前，康乾盛世里那些精美的铜币早已不见了，皇位传到咸丰帝及下几任皇帝们手中时，清朝已是国力衰微，他们所铸造的货币质量要低劣许多。假如当时就有发行国债的现代财政制度，假如朝廷能想到借此将战争负担转移到下一代，假如政府权力足够集中，那么可以断定，太平军发动起义后不出一年就会被剿灭。年复一年，曾国藩不断向朝廷提出新的收税方法，以解决他那支人数不多的部队的供给问题。如果他背后的朝廷足够强大，对他足够信任，那么曾国藩能招募到的兵力一定是现在的10倍，他也一定能让天王伏诛。因为身在江宁的洪秀全在财政上已经十分吃紧，仅靠着手下几支军队供奉从安徽和江西抢来的物资度日，何况这些东西有时还要遭到朝廷的堵截，根本送不到江宁。有一个事实可以有力地证明洪秀全在财政上已陷入困境，1854年10月19日，为了节省口粮，他将原先作为俘虏关押的妇女都赶出了江宁城，仅留下了特别强壮的或特别貌美的。另外，太平天国的军队也大不如前，已无法与朝廷军匹敌，当年从广西走出来的那支勇往直前、让朝廷军闻风丧胆的军队早已经灰飞烟灭了。

    但是，如果不改变各个省份和朝廷之间的整个相互制衡的体系，就不可能调动全国的财政资源。一个太平天国已经让咸丰的谋臣与官员们头痛不已，彻底的行政改革根本就不现实，即使他们已经想到了，也无法实施。他们只好尽可能继续依靠这个尾大不掉的体制来治理国家，企图混过乱世，这也是他们唯一能够依靠的体制，可惜它并非为眼前的乱世而设。

    △康熙通宝。

    △乾隆通宝。

    △咸丰通宝。

    这个问题有必要详细说明一下。其实只要能把全国的精锐兵力都集中起来对付太平军，平息这场运动应该是十拿九稳的事。很显然，太平天国从没建立起一个稳定的政府，就连受其控制多年的中部地区省份也未必有这样的机构，直到最后，他们的财政收入还是基本靠抢。可是清朝政府的权力偏偏非常分散，曾国藩遇到的难题根本解决不了，太平军这才得以威胁朝廷许多年，他们造成的破坏之大已无法估量。好在咸丰帝动用了蒙古军队，眼下太平军已被迫从北方撤回；湖北地区则有勇军上阵，他们以少胜多，几乎从无败绩。就连八旗军队也在江宁占了些上风，他们当中也有一小部分勇军。安徽也有捷报传到朝廷，那里由李鸿章负责率军攻打，他手下的军队和湘军属同一性质。朝廷为平定太平天国运动花掉了数不清的银子，但基本都以传统的形式浪费在了传统军队身上，新军并未得到太多财政支持。

    11月初，曾国藩的水陆两军兵分三路奔赴江宁。其中一路人马由塔齐布率领，走陆路，沿长江南岸进军，取道大冶（现在的铁矿之都）、兴国；楚勇军队由桂明率领，走长江北岸，准备奉命攻克蕲州、广济。曾国藩本人则亲率小规模舰队，再分成两路沿江而下。塔齐布和曾国藩的人马都依原计划抵达了位于九江上游120余里处的田家镇。但由于桂明指挥不力，他的军队在路上耽搁了，最后桂明本人被革职，他的部队则直接归曾国藩率领。

    太平军在田家镇的防守相当坚固，两岸之间，两道拦江铁索靠江面浮舟固定，横跨水上，要想斩断铁索，必当先占领悬住铁索一端的半壁山。此处的太平军兵力强盛，他们的领袖是燕王秦日纲。双方鏖战三天三夜，终于，湘军于1854年11月24日攻占半壁山，太平军损兵过万。11月底，所有叛军被逼退到田家镇以内。12月2日，双方水战，太平军彻底战败，铁锁沉江，船只尽毁。这是湘军水师自出征以来所取得的最大的胜利。从叛军处截获的文书中可以得知，数千名元老级的太平军带着数万名士卒赶到此处，是奉了东王的命令，要不惜一切代价守住田家镇。但他们没能守住，被迫向九江溃逃。

    翼王石达开闻讯火速从安徽赶往九江，以防湘军再攻下鄱阳湖地区。曾国藩抵达九江城下时，太平军已作好了死守的准备，鄱阳湖上也都是他们的战舰。曾国藩拼尽全力也无法再前进一步。他派出去的小船一驶入鄱阳湖湖口，太平军的船只便立刻堵住了隘口，断其出路。湘军的大型战舰继而遭到太平军小船的火攻，被迫退回九江。而湖口的太平军战舰则靠长江北岸逆流而上，抵达九江上游，随后便开始放火猛攻曾国藩的主力舰队，烧毁战舰数艘，湘军旗舰也被太平军截获，穿上还有不少重要的文书和皇帝御赐物件。曾国藩本人乘小船逃脱，躲过一劫。

    胜负再度易手，湘军士气大挫，兵粮供应又出现了短缺，雪上加霜的是，他手下的一些将士竟负气撤到了武穴。曾国藩一气之下差点翻身上马，冲入敌阵战死了事，幸好有罗泽南等人劝说才放弃了这个念头。2月16日，曾国藩上书朝廷，奏请咸丰帝降罪，咸丰帝念他先前战胜有功，这次失利便不予追究。然而偏偏祸不单行，一场暴风损毁了湘军22艘长龙和舢板，另外24艘遭到重创。余下的舰队只得退往汉口上游的金口，攻打江宁又变得遥遥无期了。

    曾国藩提议在距离岳州不远的新堤开办新船厂，交由李孟群和彭玉麟督管，湖广总督和湖南巡抚负责提供财政支持。此时太平军即将抵达武昌，胡林翼的部队和残余的水师负责与之对抗，而曾国藩本人则留在九江，一来为了鼓舞军队的士气，二来也好与被困鄱阳湖的水师保持联络。一部分太平军已兵临南昌城下，但对曾国藩来说，只要沿途危机不解除，他就无法率整个大部队赶去救援。如能从叛军手中夺回九江，他会考虑让大部队向江西中部地区转移，给陆军和水师整顿的时间，直到主力舰队修整完毕。直到这时他才回过神来，发觉之前武汉防御太弱，但为时已晚。

    按曾国藩的计划，塔齐布留下来与九江的太平军缠斗，他本人则先行前往江西省城。1855年3月5日，曾国藩抵达南昌。留在九江的部队又接到命令，从攻城的兵力中分出一部分来，跟随罗泽南前往鄱阳湖与水师会合。胡林翼被任命为湖北布政使，同时负责该省防御。部分官员奉命前往湖南招募新的水师官兵。江西船厂接到指令，需要多赶造几艘大型战舰。

    此时的金銮殿内却是更加愁云惨淡。太平军沿长江两岸一路向上游进攻，沿途城池被一一占领，1855年2月23日，他们已抵达汉口。东王杨秀清亲自坐镇指挥，与朝廷军队相比，叛军战斗力胜出不少。4月3日，武昌第三次落入太平军之手，朝廷军队只得撤往金口，那是湘军大型战舰的所在地。在江西，曾国藩也陷入了更加危险的境地。湖口的太平军沿鄱阳湖东岸南下，攻陷广信府和饶州府的不少城镇。3月16日，舰队奉命攻打康山太平军；罗泽南率领7000人从南昌出发，企图克复鄱阳湖东岸陷落的城镇；塔齐布留在九江继续攻城。此时这几个军队的补给已彻底脱离湖南，于是曾国藩上书奏请咸丰帝下令，命江西巡抚提供军需，浙闽二省提供财政支援，并请朝廷同意袁甲三招募一支5000人组成的新军。当时江西通往湖北的道路已完全处于太平军掌控之下，曾国藩的奏疏必须绕道湖南才能送到荆州。曾国藩深知自己身处险境，并想到太平军有可能会从武昌进攻他的家乡湖南。这样一来，他和塔齐布就必须去保卫家乡。

    我们再次看到了曾国藩所面临的困境：缺钱。他手下有13000兵力，其中任何一个将士都丝毫不比太平军逊色，是一支能够以寡敌众、以少胜多的队伍。但相比正沿长江向上游攻打的太平军队伍，湘军兵力与之相差过于悬殊。九江的败仗归根结底还是因为缺钱，曾国藩之所以被困在原地不得前进，就是因为没钱招兵买马，兵力不够，便注定攻不成攻，守不成守，先前收复的城池也派不出人去驻守。人力物力俱备，曾国藩才有打赢的把握，否则一切免谈。眼前的困厄着实让他感到厌倦，他也想早日返乡图清静，但他是个忠君卫道之人，所以即便是一项看似毫无希望的任务，他也绝不会半途而废。

    4月底，经过一番周折，一支拥有200艘战舰和3000名将士的部队终于修整完毕，在曾国藩的率领下前往饶州府和广信府与罗泽南会师。李次青（译者注：李元度，字次青）奉命前往南康府。这几个地方都位于鄱阳湖对面的东岸，而舰队的任务就是阻拦太平军，并维持曾国藩手下几支军队之间的联络。然而华中地区太平军人数众多，曾国藩的兵力根本不足以与之抗衡。当时东王坐镇武昌，太平军中最能征善战的将领石达开屯兵九江，罗大纲驻守汉口，江西东部城池已尽数落入太平军手中，其中包括设有官窑的景德镇，而且看得出他们正在图谋由广信府攻入浙江。曾国藩希望能调集这个区域所有兵力，一举粉碎太平军的企图。咸丰帝命曾国藩为统帅，依计而行。但是这个计划太过庞大，眼下兵力短缺，舰队船只太少，同时又需要留下足够的人手应付九江战事，因此计划根本不可能立即落实。

    5月，罗泽南的部队传过几次捷报，那个地区的太平军已经撤退到浙江。鼓舞人心的消息传来的同时，曾国藩却与江西巡抚陈启迈陷入了争执，在新军的招募管理和部队粮饷问题上，两人吵得不可开交，闹到后来曾国藩干脆把大营从南昌迁到了吴城镇，后来又迁到了南康府，这两个地方都在鄱阳湖湖东。最后是曾国藩参了陈启迈一本，让他走人了。

    △太平军在江西湖口大败湘军。

    被罗泽南击败的太平军撤到了浙江，于是浙江官员请罗泽南前去剿灭。他正要动身，却听闻湖北的太平军已向东移动，进入了江西，眼下正在义宁欺凌百姓，威胁南昌。听到这个消息，罗泽南放弃了前往浙江的计划，回身支援江西，这不仅仅是因为江西告急，也因为义宁与湖南平江、浏阳直接相通，可以说是湖南的后门。但罗泽南一离开，整个江西东部地区就暴露在太平军面前。此时曾国藩还在南康府，既不能与九江的塔齐布取得联系，又无法和南昌的部队搭上线，而南昌的西侧却恰恰处于危险之中。万幸的是，经过三天三夜的激战，罗泽南部队获胜，威胁终于在8月解除。

    当时湖北的大部分经制兵驻扎在德安，这些部队毫无战斗力。为了将来有更大的胜算，曾国藩提出重组湖北军队。咸丰帝还特命杨载福在湖南招募兵员。一番厉兵秣马之后，杨载福率大批新造的战舰前往金口与胡林翼汇合，意在夺回武汉三镇。就在一切准备工作都在按部就班地进行的时候，倾注了整个湖北省兵力的德安竟然失守了，这倒说明曾国藩没有看走眼。杨霈被革职，湖广总督的职位由官文接任。就在这时，江西方面遭到了更加严重的打击，正在指挥围攻九江的塔齐布病死军中。原先塔齐布的部队交由周凤山指挥，周凤山为人虽然可靠，才能却并不突出。

    8月，经制军从江宁向上游进发，攻占了位于江宁百里开外的芜湖。当月，湘军水师终于打破了太平军对湖口的封锁，鄱阳湖与长江之间的通道再次打开。

    但是湖南陷入了恐慌，因为此时他们正三面受敌。两广地区出现了新的叛军，威胁湘赣两省的安全，这些叛军虽不是太平军，但很有可能会投靠太平天国。湘西地区有捻军侵入，而西北边界则有湖北的太平军徘徊，随时都有可能再次进犯。湖南巡抚上书，请求朝廷命罗泽南从义宁赶到湖南增援。曾国藩坚决反对，因为罗泽南的部队是他全盘计划中最为关键的环节之一，此时将罗泽南部队调离，无疑是在给整个战局埋下祸根。在他看来，湖南应该靠自己的军队来应付危急的形势。他说服了咸丰帝，派罗泽南前往武昌，希望他能将太平军赶出湖北，打通武汉到湖口之间的长江水路。

    从当年夏天到初秋，鄱阳湖区域战事的收尾工作一直按部就班地进行着。这项任务刚刚结束，几周前让湖南巡抚心惊胆战的广东太平军离开了湘南地区，窜入了南昌城南边的吉安府。翼王石达开出手增援，当时罗泽南已赶到湖北，该省已不是太平军久留之地，于是石达开便把湖北兵力都调集过来攻打赣西地区。1855年底，瑞州、临江、袁州、吉安四府所有城镇全部陷落。石达开手下号称有10万人马，如此阵势，江西巡抚手下军队根本不是对手。曾国藩觉得眼下只有一条路可走，就是把九江、湖口和鄱阳湖地区所有的湘军都调集到南昌加强防守，同时由罗泽南把守通往湖北的要道，以防太平军袭击后方。一切消息只能经浙江传递。曾国藩与外界的联系实际上已经被全部切断了。

    1855年末，前路一片黑暗，曾国藩被困在了南昌；武昌和九江在太平军手中，江宁到金口的长江水路也处于太平军控制之下。另一方面，金口的湘军兵力虽不足以发动攻击，倒也还能堵得住太平军，不让他们进入湖南。石达开在赣西，但他没有在江面上布防。安徽打过几次小规模的胜仗，但总体来说，朝廷依然处于劣势。如果太平军有一个拥有雄才大略的领袖，咸丰的龙椅很可能就要坐不稳了。